全球第二大晶圆代工厂芯片制造商GlobalFoundries(格芯,原名格罗方德)在中国成都建立12英寸晶圆制造基地,项目价值近百亿美元。美国《纽约时报》刊文《全球半导体产业重心继续向中国转移》。文章称,尽管看上去美国似乎在高端制造业势头强劲,但重心继续向中国转移。
中国高端制造业正逐渐崛起,有外媒称,这令全球制造商感到不安。特朗普上台之后,再次喊出“买美国货、雇美国人”口号,意欲通过制造业回流让“美国再次伟大”。特朗普能力挽狂澜,拯救美国制造业吗?美国制造业会不会是一场“白忙活”?从“中国制造”到“中国智造”,中国制造业将如何发展前行?
原子智库本期整合,依据《纽约时报》报道,从美国制造业政策分析特朗普不能拯救美国制造业的原因,揭示中国制造业的政策利好,以及高端制造业的前景。最后,以富士康的选择为例,强调美国制造业政策失败的原因,以及中国对高端制造业的吸引。
以下为文章全文
纽约时报:美国高端制造业看似强势,其实全球重心继续向中国转移
在英特尔和富士康宣布将在美国修建先进的工厂后,也许看上去美国似乎在高端制造业势头强劲。
但周五,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州的芯片制造商GlobalFoundries宣布了一个投资额达100亿美元(约合700亿元人民币)的项目,投资的目的地是中国。这表明,重心继续在向太平洋对岸转移。
该公司计划在中国腹地的成都新建一座先进的半导体工厂。这只是最近在中国政府的支持下进入中国的一系列投资中距今最近的一笔。这些投资的主体通常是大型跨国企业。相关项目已明显变得更加高级,生产的产品则是更先进的微芯片、记忆芯片或平板显示器。
重心转移的原因部分在于中国政府。2013年,中国政府宣布了一个旨在增强中国微芯片生产能力的重大行动。微芯片是从制导导弹到智能手机在内的一切物品的大脑。据分析人士称,号召中国电子器件制造商购买中国制造的芯片的新指导方针,也在推动相关公司的决策。
因为中国已经开始把重点放在半导体上,先进芯片的出处成了一个越来越令人担忧的政治问题。过去两年,美国政府叫停了中国向美国和欧洲芯片公司发出的交易要约,而前总统奥巴马成立的一个委员会则称,中国的芯片政策对美国公司构成了危险。
特朗普总统当选导致相关公司面临的压力进一步增加,其中几家已经宣布了在美国建厂的计划。以英特尔为例,该公司再次承诺实施其早前宣布的一个计划。
领导中国这场攻势的,既有中央政府,也有省一级政府。它们在投资和补贴上花了数十亿美元。政府称中国将投资大约1000亿美元,用于把芯片工厂和研究设施引入中国。
“美国几乎所有大型半导体企业都收到过中国代表政府机构的主体发出的投资要约,”总部设在德国的智库墨卡托中国研究中心(MercatorInstituteforChinaStudies)发布的一份报告称。该报告还接着表示,中国最新的工业政策《中国制造2025》将半导体列为了需要提升的关键领域。
尽管分析人士仍不确定中国大概能在多长时间内消除与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和美国公司之间的巨大差距,但资金一直在慢慢吸引新的工厂。一个半导体行业组织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称,自己正在追踪中国逾20家半导体制造厂的生产情况。
“这种花钱势头将推动中国获得顶级微芯片制造设备,并且正在为建立中国在全球半导体舞台上的地位铺平道路,”全球微电子行业协会SEMI最近发布的一份报告说。它指的是用来制造芯片的工具。
GlobalFoundries的项目已经开建了,与它合作的是成都市政府。
GlobalFoundries拒绝透露具体的投资金额,但政府网站上的几份文件称,该项目总投资100亿美元左右。
GlobalFoundries的发言人贾森·戈尔斯(JasonGorss)拒绝提供财务细节,但在一封电子邮件中称“行业分析人士估计,修建一座先进的半导体制造厂的成本约为100亿美元,这座制造厂将在这个范围内”。目前尚不清楚该公司和成都市政府分别负担多少投资。
尽管该工厂生产的半导体将落后最尖端的芯片技术整整一代,但它们是基于一个特殊的设计。这种设计可能会让它们能够用于移动设备、汽车和其他日渐和计算机网络相连的器械的传感器中。
GlobalFoundries的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圣克拉拉,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成员国之一阿布扎比所有。该公司的半导体工厂遍布全球,包括美国境内的两座用来为美国军方生产芯片的工厂。这两家工厂原本属于IBM。
虽然英特尔和富士康均表示计划在美国建厂,但中国境内的在建工厂在数量上远远超过了它们。
尽管台湾在芯片制造业方面对大陆的竞争和潜在的知识产权问题感到担忧,但2015年年底,领先的芯片制造商台湾积体电路制造股份有限公司表示将在大陆修建一个生产工厂。去年年底,台湾另一家主要的芯片制造商联华电子宣布,将在东部沿海地区修建一座工厂。
其他公司则采取了不同的方式。美国芯片制造商AMD把技术授权给了一家同样位于成都的中国合资企业。IBM则把芯片技术授权给了当地另外一个合作伙伴。
美国复苏制造业,只是一个梦想?
在美国新总统的就职典礼上,特朗普再次喊出“买美国货、雇美国人”口号,意欲通过制造业回流让“美国再次伟大”。但从奥巴马政府八年执政状况看,制造业回流与改善就业之间的关系并不十分明显。事实上,当前无论从劳动力结构还是政府投入来看,美国都仍未做好迎接制造业回流的准备。
美国对制造业的重视正是缘于此前的“惨痛”教训。1980年以来,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近三分之一,且其制造业本身几乎没有新增就业岗位。底特律曾是美国机动车行业的主要工业基地,但从1950年开始随着油价上涨,机动车生产逐步转向美国南部、墨西哥和加拿大这些工资成本更低的地区,底特律绚烂一时的工厂纷纷关门,人口也从1950年的185万人下降到2013年的70万人,高失业率让底特律成为了美国犯罪率最高的城市。
因此,尽管美国政治极化日益严重,在大选年政治分歧更加尖锐,但至少有一点是两党共识,即“振兴制造业以推动就业”。不仅特朗普游说制造业搬回美国国内,以落实创造2500万新就业岗位的承诺。竞选期间,希拉里也曾表明其经济计划中心是重振美国的制造业、扶持小型企业;桑德斯称“必须重建制造业以扩大中产阶级的规模”。
从2010年起美国全社会就已开始呼吁制造业回流。奥巴马政府不断为制造业“加码”,推出振兴美国制造业计划、出口倍增计划。随着美国与新兴市场的制造成本差距不断缩小,自动化生产技术逐渐成熟,部分制造业开始回流美国。
但即便制造业回流,就业也难回头。制造业回流推动美国就业改善的实际情况并不乐观。2010年以来美国制造业新增就业岗位50万,但新增岗位需要熟练工人和中级技术人才,无法为不掌握熟练技术的年轻人和“铁锈带”失业工人提供岗位。当年面对奥巴马提出“为何苹果手机不能在美国本土生产”的问题,苹果首席执行官库克回答:“关键不在成本,而在劳动者技能,美国的教育系统不能为现代化制造业培育出足够多拥有合格技术的劳动者。”
确如此言,当前美国劳动力市场存在严重技能供需错配。由于职业教育发展不足,难以为制造业提供源源不断的技术工人。以纽约为例,25%的制造业工作岗位无人胜任,82%的制造业企业人力资源部门雇用不到合适人才。美国制造业工程师协会的数据显示,2015年底美国高级技术工人缺口达300万,2020年机械师、电焊工等制造业高级技术工人缺口将达到87.5万。德国在美国有3000家制造业企业,2015年69%的企业认为在美国面临更严峻的技术工人短缺。同时,美国年轻人失业率居高不下,2015年16至24岁的美国人失业率约10%。东南部地区就业状况更糟,青年人失业率在西弗吉尼亚州高达17.4%,在南卡来罗纳州为16.2%,在乔治亚州为14.6%。
究其原因,一方面,思想观念制约了美国职业教育发展。1960年以来,服务业开始在美国经济中占主导地位,“白领”不断涌现。“蓝领”父母希望孩子进入更体面、更受尊重的行业工作,因此,大学学历成为年轻人的“标准选择”,职业教育为“劣等选择”。蓝领阶层因“饱受白眼”而不断衰落。此外,美国内部反对职业教育的声音一直存在。美国国家教育政策中心认为,职业教育将学生固定在低端路径中,强化阶级分化。阶级分化的真正原因在于,“蓝领”薪资水平下降,逐步转变为“城市下层阶级”,其后代在早期已陷入教育困境和社会劣势中,注定步其父母后尘。然而,阶级分化不断加强,反而强化了美国内部反对职业教育的声音。
另一方面,政府长期忽视导致职业教育投资不足。一是政策制定方向有误。1963年美国国会通过《职业教育法案》,拨款用于对不擅长理论或社会学科的学生进行职业教育,但无人愿承认自己不擅长“优等理论”,因此该法案未起到鼓励学生选择职业教育的作用。1994年克林顿政府推出《从学校到工作机会法案》,联邦基金用于鼓励各州对接学校与商业间联系,以提高学生工作经验。然而当时大多企业参与只是出于社会责任,很少有企业认为该措施能帮助填补职位空缺。
二是政府投资不足。小布什总统上任伊始,向国会提交《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教育改革计划,旨在提高学生成绩,缩小不同族裔学生间的学业差距,建立和完善教育问责制体系。但实施的结果是美国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比例上升,政府更加轻视职业教育。2006至2008年,小布什政府声称没有证据表明该投入有价值,因此减少职业教育投入约12亿美元。2014年,奥巴马政府拿出6亿美元打造“学徒计划”,以扩大职业培训。但该计划遭到共和党人反对,他们认为从过去经验看,把上亿资金砸向这种政府主导的职业培训计划效果非常不明显。目前,美国有50个联邦项目提供职业培训,其中有些项目内容相互重叠,运作也不够透明。
特朗普如采取进一步降低企业税的措施,的确有望带回更多的制造业,但由于观念制约、政府忽视职业教育,美国就业市场恐怕一时难以突破技术工人短缺的瓶颈。利益最大化依然是企业追求的核心,在技术工人短缺,用工成本高企的局面下,美国企业是否会再次进行全球布局值得关注。
中国制造业强国之路究竟如何走
2015年中国政府发布了《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提出要进一步打造中国的制造业强国地位,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业强国前列。美国的制造业发展之路,也是中国走向制造业强国的参考和借鉴。
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已经成长为世界第一的制造业大国,但是这种制造业优势在以往主要是依赖劳动力、资源的成本优势取得的。随着中国土地成本、劳动力成本的上升与政府、民众对环境问题态度的转变以及人民币汇率的变动,中国制造业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如阿迪、耐克等劳动密集型的外资企业逐渐开始关闭在中国的制造厂,将工厂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东南亚等地区。中国制造业发展帮助中国实现了赶超的历史使命,现在面临着更新换代的任务,否则,中国的产能过剩可能就是世界性的难题。
根据美国的经验,金融市场可以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资金,更有效地配置资源。但是一旦金融体系的发展失去有效监管,进入野蛮生长的状态便会进入过度膨胀的阶段。这不仅不会让资金流入到实体经济,反而会导致社会债务大量积累,推高资产价格,产生资产泡沫,形成金融系统内部的“空转”。
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升级也意味着中国金融业的改革,从2009年以来中国开始了人民币国际化的征程。“金融抑制”带来的正面效应越来越小,中国的利率和汇率的市场化,以及资本项目的改革,目标在于调整金融业与实体经济之间的关系,发挥金融市场作为资本中介的功能。金融市场的改革与发展需要通盘的考虑和筹划,过度金融化会带来资金的空转,不利于实体经济的发展。虽然中国制造业升级需要金融市场的支持,但是政府一定要对金融体系加强监管,防止出现类似美国经济过度金融化对实体经济造成的危害。
“MadeinChina”曾是中国制造业最为人所知的标签。除此之外,中国制造业还有另一个例子广为流传。中国拥有世界最大的iPhone代工工厂,生产了世界上最多的iPhone,但是生产一部iPhone劳动所得只有4美元。如果说过去中国制造业的腾飞是依靠人口红利,低廉的劳动成本一点一点积攒出来的“血汗钱”,如今中国制造业要向中高端转变就必须依靠科技创新的推动。
美国波士顿咨询集团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的制造成本已与美国相差无几,劳动成本优势不再,原有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南亚和印度等更低劳动力成本的国家转移。同时,中国制造正向价值链更高端的产品延伸。这也表现在互联网和传统行业深度融合,将成为新一轮“中国制造”的制高点。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工业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电子商务等都将成为推动制造业发展的关键技术。总而言之,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必须永远坚持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理念。
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展开的,产能对接、产能合作成为中国制造业全球化布局和分工的重要方式。中国制造业不但要走出去,助推欧亚大陆的工业化和现代化,也要实现产业结构的“凤凰涅槃”,中国制造业需要对标德国,两国在制造业战略对接方面已经达成诸多共识。《中国制造2025》与德国工业4.0之间的对接是中国制造业升级换代的外在动力和压力。
富士康,不跑了!
前段时间关于富士康搬迁美国的传闻传得沸沸扬扬,当然在这背后,人们认为这一切归结于特朗普强烈呼吁美国制造业回归政策的影响。但就在不久前,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给广州增城投资610亿元人民币建立8K显示器全生态产业园区。
制造业回归这个愿景奥巴马早已提出,不过没啥效果,特朗普此次让制造业重新回国的决心似乎更为坚定,并提出一系列减税扶持等优惠政策,早前特朗普在社交网络上声称美国将对企业实施大幅减税和政策松绑,使现行企业所得税税率从35%降至15%。但会对把工厂搬迁到其他国家、雇佣其他国家员工却想把产品售回美国的企业征收高达35%的产品关税。
如果能抢到富士康到美国生产,那无疑也会对于美国制造业回归政策产生极强的示范效应与带动效应。但从当前富士康等制造业巨头的反应来看,特朗普的制造回归政策可能已经面临危机。
因为富士康跑不跑,归根结底是富士康自身利益说了算,几十年来,富士康成长为全球第一大代工厂,它的最大利益诉求应该不再是短期的利润,而是富士康接下来要品牌升级、要淡化“iPhone代工”标签,带领富士康进行多元化发展,寻找新的盈利突破口并成为科技创新研发领域的标杆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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