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看最终产品不能客观评价中国制造业的生产能力
首先来看近年来中国主要都出口了哪些产品。利用2000-2014年的中国海关数据，可以发现：2000年，中国出口额前五位的产品分别是电机设备、锅炉、服装及衣着副品以及玩具;2014年，出口额前五位的产品基本没有变化，为机电设备、锅炉、家具、非针织服装、针织服装。十余年来，中国重要出口产品的种类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
以上出口额最大的产品都不是高技术产品，那么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有没有什么变化呢?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在总金额中的占比在经历2000-2005年的较快增长后，基本稳定在29%左右。虽然高新技术产品的出口额占比保持了稳定，但同样是出口，背后的故事并不一样，代表的出口制造业的“功力”也不同。
有没有什么指标可以比较全面地反映一国出口产品的质量呢?Rodrik(2006)设计了一个叫做“出口复杂度”的指标来对一国的总体出口质量进行衡量，一个好的指标应该能够灵敏地体现我们所认可的基本逻辑：出口产品的质量应该和收入水平呈正相关，即人均收入高的国家出口高技术产品，而人均收入低的国家出口低技术产品。2000-2006年间，中国出口复杂度年均增速3.8%;2010-2014年间，中国出口复杂度年均增速为2.5%。
综上，中国出口的大类产品结构和高新技术产品份额保持稳定，出口复杂度在金融危机后的提升速度要低于危机之前。从最终产品层面来看，中国制造业似乎升级乏力。然而，中国制造业紧密融合在全球分工之中，仅仅看最终产品，而忽略中间品的信息，无法对中国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做出客观的评价。
出口附加值率在金融危机阶段显著上升
为了更加科学地评价中国制造业的生产能力，应该把中间品的生产能力也考虑在内。单位出口产品的附加值率可以用来衡量每单位出口产品中有多大比例来自国内，如果出口一单位产品的中间品进口下降，则说明中间品生产有了更高的国际竞争力。根据张斌、王雅琦和邹静娴(2016)的测算，2000-2014年间，中国的出口附加值率从69.1%上升到84.3%，其中加工贸易出口附加值率从56.3%上升到77.9%，一般贸易出口附加值率从85.8%上升到88.9%。分阶段来看，金融危机前的2000-2006年、金融危机阶段的2007-2009年、后危机阶段的2010-2014年，年均出口附加值率分别上升0.69、3以及0.75个百分点。
金融危机阶段的出口附加值率显著高于之前和之后的时期，这一现象值得进一步探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对加工贸易货物监管办法》的定义，加工贸易是指经营企业进口全部或者部分原辅材料、零部件、元器件、包装物料、经加工或者装配后将制成品再出口的经营活动。我国对加工贸易所有进口料件免收进口关税，对所有出口成品免收出口税与增值税。根据戴觅、余淼杰和Madhura Maitra(2014)，加工贸易企业的生产率显著低于一般贸易企业和非出口企业。金融危机阶段，出现了两方面的显著变化：一是出口附加值率更低的加工贸易占总出口的比例下降，二是加工贸易的附加值率显著上升。这两方面变化共同促成了金融危机期间出口附加值率的上升。
对这一现象，有两种可能解释。第一，从外部环境来看，金融危机导致的外需下降对加工贸易出口型企业带来了巨大压力，低技术和低附加值企业破产退出。第二，2007年7月1日开始实施新的出口退税政策，显著下调出口退税的幅度，对低技术和低附加值的加工贸易企业造成了不小的打击。此外，将出口附加值率的变化分解为行业内变化和行业间变化，发现出口附加值率的上升基本来自于行业内效应。这说明中国制造业企业更加注重对进口中间品的替代，而非出口新的产品。
制造业升级的初步证据：研发和出口产品质量
近年来我国出口产品结构保持稳定，而仅包含最终产品信息的出口复杂度在金融危机后增速放缓，这些似乎都传递了关于制造业产业升级的不利信息。然而，把中间品生产能力考虑在内，使用更为全面的出口附加值率指标，可以发现，金融危机阶段出口附加值率实现了显著跃升，其原因可能在于低附加值低生产率的企业在不利的内外部环境中遭到淘汰，出口企业改变自身行为，加大了对进口中间品的替代力度。当然，出口附加值率的上升并不必然等于制造业的产业升级。抛开汇率和外国直接投资等因素不谈，如果仅仅是淘汰了一些生产能力较低的企业，而存活企业的生产能力并未得到改善，这样实现的附加值率上升并不能说明我国在制造业生产上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虽然非常严格的实证研究还有待进行，我们可以从研发和出口产品质量的情况获得一些支持制造业升级的初步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