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雾霾、荒漠化、海洋酸化、全球变暖等各种极端环境事件，已经从局部扩大到全人类共同的生存挑战。而雾霾下的我国正在积极探寻新经济发展模式，从国家宏观调控到企业技术、产品创新，助推我国商业绿色升级，低碳经济从口号进入实质性开展阶段。
日前，在2014年度中国低碳典范高峰论坛上，与会专家认为，我国的低碳发展不仅要依靠强力的行政手段，同时也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
实施能源变革
清华大学前常务副校长、清华大学低碳经济研究院院长、中国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何建坤介绍，人类社会第一次能源变革是煤炭替代木柴，第二次能源变革是石油替代煤炭，两种变革主要是在科技进步推动下的一种经济行为。而当前正在进行的第三次能源变革是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取代化石能源，并不完全是因为科技进步推动下的经济因素，而是人类出于应对全球环境危机和促进人类社会与地球环境和谐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战略选择。因此，与前两次能源变革“水到渠成”不同，当前的能源变革是人类社会主动推进的一场更为紧迫的变革，需要付出一定的成本和代价。
实际上，早在20世纪70年代，大多发达国家就已经完成了工业化革命，能源需求增长相对缓慢，为非化石能源成为增量能源主力创造了环境。发达国家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和人均能源消费大多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就达到了峰值。
而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过程中，在一段时间之内，能源需求增长压力将一直持续，因此改善能源结构的任务就更为艰巨。在这种情况下，我国不能放任能源需求无节制增长，要将能源消费总量控制落实到位。只有当非化石能源新增供应量能够满足总能源需求增量时，我国碳排放才能达到峰值并开始下降。
参与低碳竞争
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原执行副会长冯并认为，我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是推进碳排放不断增长的重要因素，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过程中，无序开发矿产资源和过度开发房地产，企业成为能源消耗的主体，也成为碳排放大户。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社会发展就是粗放燃烧资源、留下污染、产生GDP的过程，结果严重影响了社会公众的健康和福祉。其中，碳排放引发的气候变化是当今时代的决定性问题，将改变人类已有的和未来的生产生活方式。
为达到新一轮能源变革的目标，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合作进程已经成为推动当前能源体系变革的重要驱动因素，将给世界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和新的就业机会，成为世界新一轮技术竞争的热点和前沿领域，对各个国家而言都孕育着挑战和机遇，我国当然不会例外。
在能源变革的历史趋势下，我国只能参与这样的竞争，适应这样的潮流，取得低碳发展的核心竞争力。如果我国没有自己的特点和竞争力，仍然固守高碳发展模式和落后技术，只能越来越被边缘化，最终将丧失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机会。
因此，我国只有加大能源变革的力度，才能使碳排放峰值尽可能早于能源消费峰值到来，从而实现低碳转型发展。而作为根除雾霾的重要途径，新能源技术、清洁能源与能效技术的发展已经获得了广泛的共识。而且资源与环境定价政策改革、低碳产业政策与财政补贴等措施，都为绿色低碳技术提供了相对替代传统技术越来越有利的竞争环境。
实现绿色变革
北京大学汇丰商学院教授、院长助理、绿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黄海峰认为，只有采用低碳发展这一“绿色变革”，才能重建世界经济的发展轨道。
我国承诺在2020年前碳强度减少40%~50%，并规定到2017年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颗粒物浓度比2012年下降10%以上。但在这场大变革里，先进的商业力量不仅需要将低碳贯穿至行业传统价值链，更要思考如何带来新的跨界发展模式。
黄海峰介绍，1985年我国农业经济转型，1995年我国工业经济转型，2005年我国商业经济转型，2014年我国绿色经济转型，其中创新型绿色工业技术是绿色转型的重要抓手。近几年，我国环保工作做到了工程减排、结构减排和管理减排，而且工作重心是有顺序变化的，先是工程减排，然后是结构减排，最后是管理减排。
冯并认为，低碳发展需要由市场来解决。2013年6月18日，我国第一个碳交易试点在深圳正式启动，紧接着广东、上海、北京等地方碳交易试点陆续开始运行，我国区域碳市场随即成为全球规模第二大市场。2013年度我国碳市场交易量总体规模约为10.82亿吨，低碳发展这一“绿色变革”出现了一系列变化。从经济特征来看，我国经济正在从生产主导型转向流通主导型；从经济动力看，正在从供应约束型转向需求约束型；从经济驱动模式分析，正在从模仿型经济转向创新型经济；从经济层次剖析，正在从粗放型经济转向集约型经济；从经济管理模式判断，正在从政府主导型转向市场主导型；从经济质量分析，正在从速度型经济转向和谐发展型经济。
黄海峰表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正在从“逐利”经济向“幸福”经济转型，从“排他”经济向“包容”经济转型，从“棕色”经济向“绿色”经济转型，从而实现经济增长的“物质化”向“减物质化”转型，最终实现经济增长的“非物质化”（指经济增长与资源环境“脱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