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看到七万亿大投资这种新闻字眼,引起了不少人的争论。数据是这么来的:地方版产业规划密集出台,粗略算了一下,7月以来已公布的地方投资计划涉及金额约7万亿元。
关注中国官方消息的投资者大多以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已经启动了规模巨大的刺激方案,以提振正在快速降温的经济增长。
这让人有点看不懂了。
就在今年4月初,李克强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时也宣布过三大举措:一个是加快铁路建设,一个是给小微企业减税,第三个是部署加强棚户区改造。
此举引发外界对中国领导班子改革承诺的质疑。不过当时的不少媒体解读,认为这是一种新的刺激政策,后来媒体干脆改称一种说法,把这些政策统统定义为“微刺激政策”。但哪怕是微刺激政策的说法,也被李克强总理在博鳌论坛上否定。
很显然,中央政府非常忌讳“刺激”这种说法,誓要跟“刺激”绝缘。
或者这么说吧,4月初的那几项微刺激投资规模相对较小,那么现在呢?出现7万亿大投资该怎么来看待呢?还能称为“微刺激”或者干脆也不是刺激么?
拿到这个数据开始,我们小组开始讨论,讨论的结果是,我们也认为这跟以往“刺激”有很大的区别。
首先要搞清楚,七万亿是个存量,而不是增量。这是每年都有的投资,跟当年的四万亿大投资有本质区别,四万亿大投资是中央政府的增量投资。这是前提。
其次,这次的7万亿说法来看,应该带着不少水分。类似于地方政府出来的这些巨大数字,其实是对他们希望从民营企业、国有企业、中央政府、以及境外吸引到的投资所作的乐观预测,压根就不是这些地方政府本身在未来几年计划支出的金额。这些数据应该是夸大的,这跟计划性的投资是完全不同的。
第三个是在钱的来源上。仔细看看就能发现,无论是铁路投资还是棚户区投资也好,还是这次7万亿大投资也好,钱的来源并不是政府。这些投资大量依靠的是民间资本,并不是政府财政主导,也无需由货币发行来买单。实际上,这些地方政府,正面临着财力下降和巨大债务,哪有钱来做这样的投资呢?过去依靠信贷或者依靠财政来做大投资的模式,正被各级政府摒弃。
第四个,是投资的方向上。必须引入民生工程,不做无谓的政绩式工程。这从侧重中西部铁路搭建和棚户区改造的倾向上就一清二楚。
未来一阵的中国经济还是需要投资拉动,但我们并不需要去担心投资占比过大的问题,关键是在于这种投资的模式是什么样的,尤其是这种投资的钱的来源和钱的去向上,有没有好的监督机制。如果有好的监督机制,加上中国特殊的货币发行体制,以投资为主的经济模式至少在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继续主导中国经济,这种逻辑完全没有问题。
那么可以这么来理解,类似于以前被称为“微刺激”的投资政策,或者这次“7万亿大投资”也好,更像是一种走在改革路上的投资。以这种思路来推导下去,咱们对中国经济,更应该抱着一种与以往完全不同的看法。
其实从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就一直很困扰。当前的种种数据——从PMI、出口到发电量到货运量,都反映了一个基本的情况,那就是中国经济当前放缓的态势十分明显。这一大背景下,该不该刺激中国经济的增长?
就在今年头两个月,中国经济一系列数据都令市场失望,唱空中国经济论调一度盛行,第一季度经济增长仅有7.2%。
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去年政府的工作报告:经济增长7%是底线,通胀率3.5%上限的说法。简单的说,就是既要保增长又要抗通胀。
为什么将经济增长的“合理区间”的上下限定在这样的范围?
人们很容易忽略一点,在当时的看法里,GDP增长就是就业,就业就是稳定,这是高层最关注的一个宏观指标。所以稳增长实际上就是要保就业,而我国现阶段要保就业,使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左右,经济增速就不能低于7.2%。
2008年四季度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就是一次被动的“压力测试”。当季我国GDP同比增幅大幅回落至6.8%,曾一度造成我国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可见当GDP滑到7%以下时,就业确实出现了问题。而且要实现2020年GDP比2010年翻一番的目标,今后几年经济年均增速至少要达到6.9%以上。所以跌破7%的“底线”是不允许的。
而眼前,中国的GDP增长率掉到了这个危险的边缘,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在注视着,全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会怎么应对?要刺激么?还是继续改革?
其实中国经济该不该刺激?这不是关键点。中国经济当前问题的实质是还没有找到新的增长点,而要激发这种新的增长点,并不容易。传统凯恩斯模式下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只能对传统的增长点有效,但对长远发展非常不利,四万亿已经证明这一点。但如果不刺激,又会带来保增长的问题,社会都不稳定了。所以,在刺激与不刺激之间去讨论这个话题,没有太大的意义。改革才是出路。
记得有一个经济学家说的好:当前讨论应聚焦于如何通过改革保增长,而不是如何刺激来保增长。
中国说保增长说了几十年了,但怎么样保增长?这种方式和手段确实该改变改变了。现在的中国,可不是90年代的模样。那时候,有大量国企倒闭,职工下岗,银行坏账濒临崩溃。当前的中国,实际上实体经济的增长点还在,只是缺乏改革措施,让这种增长点没有激发出来,才让经济显得进入了一种低迷状态而已。
我们的判断基于下面两个重要理由:
首先,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到,2013年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一次实现服务业(第三产业)成为中国经济当中最大的产业。在此之前,制造业景气指标一直被视为GDP增长的风向标,从现在开始,经济景气与否不能只看制造业景气指标,非制造业景气状况更重要。实际情况是,一年来,我国非制造业PMI指数始终在荣枯线上方运行,平均水平在54-55%之间,其中住宿、批发、水上运输、互联网及软件信息技术服务业、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传输服务等行业商务活动指数位于60%以上的高景气区间,充分说明下游产业的需求和产出十分坚挺。2013年,第三产业在GDP中的占比达到46.1%,超过了制造业,第三产业成为下一轮中国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已经是没有悬念的趋势。
第二个理由在于,这次的GDP增速下滑,不少是因为出口。比如今年2月份我国出口总值同比大幅下滑,但细究其结构,不难发现,香港下滑31%是拖累出口增长的主要原因,而香港出口数据的大幅萎缩实际上与实际商品贸易无关,是人民币套利资金下降引发的数据结果,剔除这个因素,我们可以观察到,3月份出口增幅大致为6.79%(美元值),实际商品出口的增长幅度并不是总量数据所表现的那种大幅下降趋势
所以以后要坚持一个看法:GDP增长的放缓其实并不代表着就业和消费就出现了问题,它们其实还是好好的。那这样的话,又何必一定要弄凯恩斯那一套财政货币的刺激政策呢?
所以不是要不要刺激,怎么刺激?而是要不要改革,怎么改革?
看来,转型中的新型经济体,需要什么经济学思想指导?这是关键。是由以“三驾马车”理论为代表的“需求侧”来指导经济运行,还是从以结构性减税、放松政府管制等这些改革手段的“供给侧”来寻求良策?
这在经济学界有非常大的分歧。以当前的世界经济来看,70年代以前的单纯凯恩斯主义是肯定要摈弃的,那时候的总供给曲线基本上不移动,移动的都是总需求曲线,所以在需求端进行凯恩斯式管理流行。但70年代的石油危机,油价暴涨,人们才发现供给曲线也是会移动的,供给学派才真正兴起。而当前的世界经济越来越复杂,任何一个国家的生产,都基于原油、煤炭等大宗商品的基础材料,他们的价格变化随时影响到总供给曲线的移动。
很显然,必须在需求端和供给端同时做管理。只是眼前这两年更有必要的是在供给端多做点管理,这在以前中国的宏观政策中是不曾出现的。基于这种理论的宏观政策,我们一般理解为改革。
也许以后会经常见着这样的一种状态。投资依然高速增长,只是资金来源和投向等已经完全不同。这种模式的投资完全不同于以往的刺激性投资。在这种态势下,M2会回到较慢的速度。正像今天新闻所看到的,3月M2的增速是12.1%,创下13年新低,在此之前,这个数据甚至超过20%。见到此种状况,大家不要觉得奇怪了,这正是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