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统计局16日发布了上半年中国宏观经济成绩单，主要经济指标增长平稳，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和含金量不断提高。但同时，投资、消费、出口稳中趋缓。
按照惯例，一场重要的年中经济工作会议将召开，为下半年经济工作定下基调。近年来在7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均召开会议，分析研究经济形势，部署下半年经济工作。
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表示，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点是防范风险、提振内需、加快改革。宏观政策需要在稳增长、调结构与去杠杆、严监管之间调整和平衡，以应对内部经济波动与外部环境挑战。
防范风险
防风险作为三大攻坚战之首，是今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从近几个月高层召开的会议来看，防风险置于首位。
中原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学术委员会委员王军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下半年，在经济下行压力和信用风险暴露，国内政策需要在稳增长、调结构与去杠杆、严监管之间调整和平衡。防止众多紧缩政策叠加造成资金面的紧张，流动性风险的加剧。
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下称“中央深改委”)今年的两次会议，都对“降杠杆”予以重点强调。4月2日，中央深改委首次会议要求地方政府和企业特别是国企尽快把杠杆降下来，努力实现宏观杠杆率稳定和逐步下降；5月11日，中央深改委第二次会议指出，应加强国企资产负债约束，推动国企降杠杆。
7月2日，新一届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成立并召开首次会议，研究部署打好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攻坚战等相关工作，确定了未来金融稳定工作的基调。“从当前的情况来看，国内确实存在一系列金融领域的风险隐患，股市、汇市的剧烈波动，债券市场爆发信用违约等，都表明在防控金融风险问题上不可掉以轻心。”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
下半年，上述重要会议关于防风险、去杠杆的决策将进一步落实。王军表示，除了要强调政策的连续性与稳定性，还需注重政策的灵活性、前瞻性和协同性，研究和掌握好各项政策的力度、节奏，避免政策过于简单粗暴，以及多重政策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特别是，对去杠杆、严监管政策出台的力度和节奏适时作出调整，分清轻重缓急，谨防货币金融冲击超出当下我们自身的风险管控能力。对于财政政策而言，可以在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结构调整方面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可以采取更大力度的减税政策来应对当前市场出清过程中的内外部冲击。”王军说。
国企是去杠杆的重中之重。国务院国资委副秘书长、新闻发言人彭华岗在7月12日的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中央企业未来要积极稳妥开展市场化债转股和混合所有制改革，持续推进提质增效，多渠道降杠杆减负债。目前18家央企已签订市场化债转股框架协议约5000亿元，其中逾2000亿元已经落地。
同时还需防范外部风险。王军告诉第一财经记者，下半年外需面临三大风险：一是降低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二是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可能导致原油价格持续攀升，这可能显著推升中国的PPI增速；三是海外金融市场可能将面临剧烈波动，美国持续加息，美股高位震荡。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目前中国经济韧性较强，风险总体可控，同时可通过政策的预调微调，管理好结构性去杠杆的节奏和步伐，以应对外部的不确定性。总体而言，经济的韧性和政策的空间，使得中国有条件防范风险升级。
提振内需
内需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决定力量。上半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8.5%，比上年同期提高了14.2个百分点。民间投资、制造业投资也呈现改善的趋势。
王军表示，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点之一是以促进消费升级、避免消费降级、加快实施乡村振兴和提振民间资投资为重点，积极采取有效措施，扩大内部需求。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9.4%，比一季度回落0.4个百分点。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6.0%，比一季度回落1.5个百分点，整体均呈现出增速放缓的趋势。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毛盛勇16日就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情况答记者问时说，下半年消费还是有条件延续平稳较快增长态势的。有几个因素：一是消费本身是刚性增长的；二是居民收入增长这些年来总体保持较快增长；三是消费结构升级的步伐只会加快，不会停下来；四是进口政策的因素，这些年我国加大了进口，将促进整个市场销售的活跃和增加供给。
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创下19年新低，不过由于制造业投资和民间投资增速持续回升，下半年固投增速有望趋稳。
投资的下滑主要是受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拖累，今年以来基础设施投资增速持续下滑，湖南、天津、山西等省份甚至出现负增长。
连平在媒体上表示，下半年基建投资增速可能探底回升。随着PPP项目清理工作收尾，预计未来项目库金额和数量将趋于稳定甚至回升，有助于下半年基建投资企稳。此外，加快财政资金拨付和支出进度，盘活财政存量资金、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将改善基建投资资金来源。
加快改革
王军表示，下半年要切实推动各项改革落到实处，重点是国企国资改革、财税体制改革，特别是中央和地方财政的责权利关系，需要尽快理顺。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杨伟民近日在陆家嘴论坛上表示，国企改革进展缓慢，一定程度上拖了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后腿。
曾在大型国企工作多年的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吴琦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目前国企改革的确有些缓慢，顶层宏观层面的改革举措不及预期，企业微观层面的实质性行动也较少。
中国企业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以调结构为主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国企改革同步进行，正形成新的红利，直接促使央企获得9个月的正增长。新的周期苗头已出现，并越来越成熟，或应重新思考新周期下的改革措施。
“下一步，国资委和中央企业将继续着力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进布局结构调整优化，扎实推进各项改革举措落实落地，强化重大领域风险防控，持续对外开放合作，加快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李锦说。
万博新经济研究院副院长刘哲表示，在外部不确定性因素增强的背景下，下半年的改革重点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放松土地、人口、资金、制度等生产要素供给约束，二是放松产品供给约束。在这个过程中，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应积极配合，紧跟金融杠杆率、广义货币增速、国外减税政策等新的变化适时进行调整。
央地财政关系改革作为财税体制改革中最难啃的“硬骨头”，已经进入攻坚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高培勇今年6月在一次演讲中表示，地方债务风险的根源并不在地方政府债务本身，而在于造成或形成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体制背景。这种体制背景就是中央和地方政府财政关系不规范，地方政府的财政收支体系不健全。
而知情人士告诉第一财经记者，防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文件正在制定，其中包含了隐性债务认定、化解等内容。比如，备受关注的隐性债务口径，地方政府在法定政府债务限额外，以任何形式违法违规或变相举借的债务，都是隐性债务。监管层对隐性债务的认定将实行穿透式，实质重于形式。
财政部部长刘昆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8年会上表示，下一步，要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科学界定各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形成中央与地方合理的财力格局，在充分考虑地区间支出成本因素的基础上，将常住人口人均财政支出差异控制在合理区间，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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