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已经进入转型期，转型的过程既是经济结构调整的过程，也是实现从劳动力驱动到人力资本驱动的转变过程。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专家对此解读称，经济发展是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人的发展。以上表述意味着中国政府将在提高人力资本质量方面投入更多精力，预计投入将主要集中在教育领域与劳动力市场。
转变发展 依托人力资本驱动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从生产要素相对优势看，过去劳动力成本低是最大优势，引进技术和管理就能迅速变成生产力，现在人口老龄化日趋发展，农业富余劳动力减少，要素的规模驱动力减弱，经济增长将更多依靠人力资本质量和技术进步，必须让创新成为驱动发展新引擎。
了解到，在人口和劳动经济领域专家的研究中，人口老龄化和“人口红利”消失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人口变化第一步是生育率下降；第二步是劳动年龄人口从快速增长到增长趋缓直至不增长；第三步则是老龄化。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长，人力资本积累和储备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世界工厂”盛名背后是长期以来充裕劳动力的供给。不过，由于我国人口生育转变的“压缩性”特征，一方面使我国在极短的时间内爆发其人口优势，另一方面也可能会在极短的时间内丧失其人口优势。
“对中国来说，首现招工荒是2004年，这可看做是刘易斯拐点，接着2012年出现了劳动年龄人口的下降，这两个转折点之间相隔的时间非常短。今后再走下去老龄化的轨迹会和其他比较早进入老龄化的发达国家很相似，但速度会比他们快得多。”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蔡昉认为，这个因素虽然不会导致经济停滞，但是会带来一个自然的减速。
事实如其所言。随着劳动力无限供给理想状态的逐步消失，中国劳动力的成本不断攀升，导致依赖劳动密集型产业驱动经济增长的历史发展模式难以持续。有统计数据显示，目前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工人月薪大约是500美元，已经高于印尼的300美元和越南的250美元，中国低端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趋于下降。
同时，中国人力资本不足也体现在劳动人口结构上。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殷醒民表示，测定人力资本对创新贡献的指标是研发人员占百万人口的比率，更高的比率和更快的增长率可以反映一个不断上升的人力资本密度。芬兰是一个500万人口的小国，它的研发人员占百万人口的比率是7700人，居全球之首。而中国的这一比率仅为1071人，科技人力资本投入远低于物质资本的投入数，说明我国创新投入中人力资本的严重短缺。
专家提出的解决之策是提升人力资本质量。“经济转型的核心是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从劳动力驱动转为人力资本驱动符合经济转型的核心要旨。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是从劳动密集型的低端制造业转向高新技术导向的高端制造业，从以生产为主的传统经济转向生产与服务并重的现代经济，这就意味着经济增长必须从依赖劳动力驱动转变为依托人力资本驱动。只有完成了从劳动力驱动向人力资本驱动的转变，才能重塑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实现中国经济的再次腾飞。”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胡迟对《经济参考报》记者说。
挑战 人均人力资本差距仍大
专家认为，中国已从劳动力数量和人力资本双增长的阶段，进入到劳动力数量减少但人力资本仍保持增长新阶段，因此未来应重视人力资本投资，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为什么研发经费占GDP的比重突然上去了，不是政府投入，而是企业自己选择，它得提高劳动生产率。这个时候，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就得到体现。你看现在培训市场非常火爆，人力资本的作用正在得到体现。”中国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表示，中国现在要提高劳动生产率，最重要的是发挥人力资本的作用，创新的核心也是人力资本。
根据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发布的《中国人力资本报告2014》，GDP与人力资本总量的比率基本呈上升趋势，表明人力资本的平均生产效率在逐渐提高。该中心主任李海峥表示，近年来中国的人力资本增长并非由相应的人口增长导致，而是由教育及其他因素所推动。中国人力资本总量在2010年按当年价值计算已经达到了812.1万亿元，这一水平已位于世界前列。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国人力资本总量大，但是人均人力资本相对较低，距人力资本强国还有很大差距。中国在全部122个上榜的经济体中排名第43位，人力资本综合指数是0.186，为排名第一位瑞士指数（1.455）的13%，差距明显。
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二次人力资源开发，是经济减速之后值得重视的重要问题。“从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挑战在于人力资本的积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表示，实现从劳动力驱动经济到人力资本驱动经济的转变，让人力资本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是经济转型必须赢得的挑战。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也说，经济转型的要义，是用可持续的效率驱动替代不可持续的规模扩张。“经济转型成功的关键是加速积累人力资本，在收入增长的基础上加速人力资本积累，是促成良性互动转换的关键”。
升级 投资教育和劳动力市场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人力资本总量虽然大，但人均人力资本却处于相对落后的状态。因此，当前政府加大对人力资本投资则显得更加重要，这尤其要体现在两方面：让更多的人受教育以提高劳动参与率，改善劳动力市场现状让市场以更高的效率配置劳动力资源。
在教育领域，可以考虑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并继续高校扩招。北京大学经济政策研究所所长陈玉宇表示，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后发生的变化之一，就是支持中国经济发展的最主要的劳动力资源条件发生变化。中国将从一个低技能、低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充裕国家，变成一个高教育水平、高技能劳动力充裕的国家。怎样适应这样的转变，需要中国的劳动力市场有根本性的深刻改革，才能够完成。他认为，中国的人力资本在存量上并没有优势，“25岁到34岁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重相比其他国家较低。这也要求国家应继续加大人力资本的投资，包括基础教育更加广泛推广，甚至提升到12年。以及现在已经展开的高校扩招，并不要因为暂时的困难和目光的短浅而放缓脚步”。
蔡昉认为，目前积极就业政策的内涵应有所改变。在新形势下，就业岗位的创造不再是主要问题，而是结构性的就业矛盾，即劳动者的技能无法适应产业结构的变化，就业政策应该向以结构性失业为主攻方向的新就业政策转变。由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到峰值，现在是负增长。在劳动力总量不可能增加的前提下，只能通过提高劳动力供给的来源，即提高劳动参与率，来提高劳动力供给。这就要继续坚持目前高校扩招的政策。因为通过高等教育，劳动者的素质才能显著提高；同时，高等教育也能为高中教育提供激励。
在劳动力市场建设方面，更重要的是通过配套建设提高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曹远征表示，城市化是人的城市化。因为资本不再表现为货币资本，而是表现为人力资本，这是城市化最核心的含义。曹远征说：“不是盖多少房子，修多少地铁，这些固然重要，但人力资本的提升是城市化的核心。人力资本提升是一整套制度建设，教育、医疗、文化这些软的基础设施都变得很重要。”
“在新形势下，我们必须通过改变投资领域、方式和主体，将之引导到有利于人力资本积累的动态调整路径上去。符合这一要求的投资，显然应更多地分布在教育、卫生、医疗、社会保障等社会基础设施领域。”李扬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