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水北调中线示意图
酝酿半世纪，鏖战十余年，江水北上。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经进入全线通水倒计时。今年汛期过后，北京人即可喝到长江水。
这是一项创下诸多纪录的“超级工程”：世界距离最长的调水工程，世界水利史上规模最大的移民搬迁……沿线省市百余县市的经济发展、居民生活、风土人情，随之发生潜移默化的改变。
从本周起，记者将从水源地一路向北，走进中线沿线10座城市，聚焦因水而改变的城，因水而改变的人。
南水北调中线的“水龙头”终于拧开。
7月3日10时58分，河南淅川县陶岔渠首枢纽的闸门缓缓提起，丹江口水库的水首次注入中线总干渠。
国务院南水北调工程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称，这次充水试验为今年汛后南水北调中线全线通水做好准备。
7月7日，根据南水北调官网倒计时，116天后，丹江水将一路向北，最终流向北京的千家万户。
从1952年提出“南水北调”，到近在眼前的全线通水。丹江水进京之路，走了62年。
论证三问题争执不下
专家称，初期只见论证不见决策，感到决策层“举棋不定”
6月末，国务院南水北调办宣布工程建设进入最后冲刺阶段。
最后冲刺离南水北调设想提出，足足60余年。
1952年，毛泽东视察黄河时，第一次提出了设想：“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也是可以的”。
50年后，国务院通过《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
在亲历者记忆里，工程决策过程一波三折，争论不断。
中科院院士、水文专家刘昌明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接触南水北调工程，后来成为专家委员会委员。
刘昌明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说，自己曾参加水利部、中科院甚至联合国关于“南水北调”的研究项目，但只见论证，不见决策。他感到，决策层“举棋不定”。
国务院南水北调办首任主任张基尧回忆称，1997年有一次在京西宾馆开会，那时候国务院成立了南水北调规划审查委员会，时任副总理邹家华是主任，他主持会议，会上因几种意见争执不下，最后不了了之。
北京师范大学水科学研究院院长许新宜，曾任南水北调规划设计管理局局长，参与了《南水北调工程总体规划》的起草全过程。
许新宜告诉新京报，当时主要争论的问题有三个：一是北方到底缺不缺水？如果缺，缺多少？二是水源地能调出多少？三是生态与环境问题。
“大家在具体问题上存在不同的看法，这很正常。”在他看来，南水北调工程就像是国家置办的“家底”，可大幅度提高受水区的供水安全保障，当北方受水地区再发生严重缺水时，国家有能力、有手段缓解，不至于造成经济社会不稳定或生态环境严重破坏。
开工最难的是移民
资金不足导致工程推迟；中线一期先修“尾巴”
1998年长江遭遇特大洪水，紧接着2000年、2001年北方严重干旱，加速了南水北调工程的总体规划。
许新宜至今记得2002年向朱镕基汇报规划时的场景：在国务院会议室，时任水利部部长汪恕诚做汇报，自己负责同步播放多媒体资料。
“那个会议室其实很凉快，但我很紧张，出了一身汗。”许新宜说。
根据当时规划，中线总干渠起点为丹江口水库，终点为北京团城湖，全长1276公里，预计耗资920亿元。
2002年12月，中线工程正式开工。
“最难的不是施工，而是移民。”南水北调专家委员会委员刘昌明如此评价。
丹江口库区移民，其规模和速度在世界水利史上前所未有：库区移民34.5万人，两年完成，平均每天搬迁500人，最多一年动迁18万人。
“中线开工后不久，发现成本远远高于当初的规划。”一位参与南水北调工程论证的专家告诉新京报。
按照规划，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耗资1240亿元。
张基尧撰文回忆：“随着工作的深入，2005年，东中线一期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编制完成，资金总量比总体规划翻了一番，高达2546亿元。”
还没开始资金就要翻番，一下子引起轩然大波。
张基尧曾解释，当时，根据国家的水利移民规定，征地补偿标准是前三年亩产平均收入的7至8倍。后来，由于经济社会发生了很大变化，如此低的补偿标准农民难以承受，最后按照16倍的标准给予补偿，翻了一倍。
再比如，做可行性研究报告时，人工费是每人每天36元，后来涨到150元。
资金“断奶”导致南水北调工程推迟。2008年底，国务院决定，中线一期推迟至2014年汛后通水。
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帮”了南水北调一把。新华社当时报道，为抵御国际经济环境对我国的不利影响，中央加大了对水利建设的投资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