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全球经济重心东移已成为国际社会一个热点话题。原因在于：第一，亚洲经济占全球经济的份额不断上升。按照购买力评价衡量，亚洲经济的份额从1980年代初期不足20%已经上升到2010年的35%左右。从图1可以看出，这一份额在2005年之前用了12年的时间提升了5个百分点，而此后只用了5年时间就提升了5个百分点。更重要的是，按照这一趋势，未来十年内亚洲经济的规模将会超过美国和欧洲经济的总额。许多国际组织预测，未来10年内这一份额将会进一步提升到50%以上。这意味着过去200年期间欧美经济主导全球经济份额的基本格局将会彻底改变。除此之外，亚洲经济占全球出口的份额、外汇储备的份额也都呈现出类似的变化。第二，亚洲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上升。以20集团为例，亚洲国家已经占居了5个席位。这和此前的七国集团中只有一个亚洲国家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第三，亚洲经济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大。过去十年中，亚洲经济的贡献度超过了50%。按照英国Economist Intelligence Unit估算，目前亚洲的零售额已占到全球的1/3左右；亚洲是很多产品的最大市场，2009年汽车销量占到全球的35%，手机销量占到43%；目前一些西方大型跨国企业的全球总销售额和总利润一般有20-25％来自亚洲市场，到了2020年，这一比例很有可能达到50%。与此同时，亚洲的能源消费量也在迅速上升，自2000年以来，世界能源需求增长量的三分之二来自亚洲，2009年亚洲能源消费量占全球的份额达到了35%。第四，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亚洲经济率先复苏，尤其是中国、印度经济的高速增长进一步刺激人们看好亚洲经济增长的前景。
从这些变化趋势来看，世界看好亚洲无疑是正确的；欧美对世界经济格局变化的担忧也是可以理解的。从工业革命以来世界经济的发展历程看，各国经济份额的大小决定着他们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那么，这次亚洲经济份额的变化会是例外吗？我们的基本判断是，至少在中期内（10年）即使占全球经济的份额超过50%，亚洲仍然难以成为全球经济的重心。
二、全球经济重心的衡量标准
究竟什么是全球经济重心，这是我们讨论问题的起点。从过去200年世界经济的发展历程可以做出一个基本的判断：作为全球经济重心的经济体最重要的特征是能够主导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无论是早期的英国，还是后来的美国都是如此。作为全球经济重心的国家之所以关注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这是由规则的特性所决定的。首先，作为国际经济领域的一种公共产品，国际经济规则具有很强的外部性，即一个国家的使用不会减少其他国家对该物品的消费可能性。其次，规则具有一定程度的约束性。任何一种规则，不论它由一国或数国政府所倡议，还是来自于民间团体，一旦成为国际经济规则就会约束所有国家的行为。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任何规则又都是非中性的，即同一项规则会对不同国家产生不同的影响。在参与国际经济的活动中，不同类型国家的初始条件、所追求的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手段是千差万别的，甚至是相互冲突的。例如，霸主要维护已有的利益，保持领先优势，而落后国家要实现赶超目标，摆脱落后困境。因此，规则不可能完全顾及每一方的利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主导规则的制定能够给规则制定者带来巨大而额外的利益。
尽管在不同时期这种利益的表现形式存在差异，但它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规则制定者可以确定有利于自己的市场交易方式。例如，英国在进入十九世纪完成工业革命之后，确立了对其他国家的领先优势，于是便以废除《谷物法》为先导，推进自由贸易政策，为其工业品需求创造世界市场。基于类似的考虑，二战以后美国主导建立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以及随后的WTO）。二是确立世界货币霸权。无论是金本位制下的英镑霸权，还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美元霸权都成为规则制定者获取全球财富的重要来源。
全球经济重心与国际经济规则挂钩是以世界市场的形成为前提的。在世界市场尚未形成之前，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国际经济规则。例如，在十八世纪之前，不论是经济规模还是经济发展水平，亚洲都领先于世界其他地区。为此，许多学者指出，那期间全球经济的重心一直在亚洲，然而那种地位无论对自身还是对世界其他地区经济都是没有意义的。因此，我们所讨论的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全球经济重心。
从过去200年英、美充当全球经济重心的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到，全球经济重心要主导国际经济规则的制定需要满足一系列必要条件。这些条件既有经济层面上的，也有非经济层面上的。在这里，我们只讨论经济层面的必要条件，进而来对比分析当今的亚洲经济是否已经或即将具备成为全球经济重心。
三、亚洲经济自主增长的可持续性
作为全球经济的重心，能够保持可持续的自主增长是一个必要条件。在供给层面，经济可持续增长依赖于生产要素的供给，即资本、劳动力与技术。在需求层面，经济可持续增长面临的最大约束是市场需求。这就是为什么英国和美国在确立霸主地位之后都致力于推动自由贸易的根本原因。推动全球自由贸易的前提条件之一是霸主国（即全球经济重心）有能力对世界单方面开放市场，否则就无法主导全球经济规则的制定过程。需要强调的是，一国对全球经济规则制定的影响力并不取决于其出口规模，而是取决于其进口规模。作为全球经济重心，英国和美国都曾经是世界最大的进口市场。换句话说，拥有最终消费需求是全球经济重心自主增长的基础。
对比目前的亚洲经济，绝大多数国家实施的是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一直是亚洲经济高速增长的源泉和最突出的特征。它反映的是亚洲经济高速增长背后的最终消费需求不足。从表1可以看出，在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亚洲出口中用于本地区的最终消费比例尚不足三分之一。
与亚洲出口导向型模式对应的是美国的负债消费模式。国际金融危机已经证明，美国的负债消费模式不可持续了。“再平衡”已成为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作为“再平衡”的一方，美国已经开始调整其负债消费模式：减少消费，增加储蓄。自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伊始，美国的私人储蓄率已经从不足2%上升到2010年11月的5.7%。据估算，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美国私人储蓄率每上升1个百分点，私人消费需求将减少1000-1100亿美元。这一影响是非常巨大的。然而，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私人消费并没有因私人储蓄率的上升而大幅下降，原因在于美国一揽子经济刺激政策抵消了这种影响，尤其是财政赤字急剧增加（相当于负公共储蓄率扩大）。很显然，这种状况是不可持续的。奥巴马政府的第一份《总统经济报告》预测，未来美国的私人储蓄率会维持在5-8%的水平上。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美国经济要实现可持续增长，私人储蓄率应该回到20世纪90年代以前8-10%的水平上。因而，后危机时代美国消费需求增速放缓将是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
作为全球“再平衡”的另一方，亚洲经济应该做出反向的调整：增加消费，减少储蓄。假定其他地区消费需求没有发生重大变化，那么美国留下的消费需求缺口必须由亚洲经济来弥补。否则，亚洲经济将会失去增长的动力。
从现在来看，绝大多数亚洲经济体尚未做好调整的准备，亚洲能否填补美国留下的需求缺口还是一个未知数。对多数出口导向型小国经济来说，危机爆发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拉动了他们的出口需求，弥补了美国消费需求留下的缺口。迄今为止，还没有哪一个国家明确提出改变出口导向型模式的战略。对日本经济而言，民主党政府提出了“第三条道路”，并作为后危机时代经济发展的出路。但从其可行性来看，以此为基础改变出口导向型模式难以取得成效。因而，亚洲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希望很大程度上寄托在中国经济之上。
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中国政府就已经提出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设想，其中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要实现需求结构的转变：扩大国内私人消费需求，降低对投资与出口的依存度。从现在来看，这是一项非常具有前瞻性的战略举措。然而，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扩大消费需求并非短时期能够取得成效，原因是一方面需要改革国民收入的再分配体制，从生产性财政转向公共财政，为扩大消费需求创造条件；另一方面需要改革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体制，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相应降低资本报酬的比例），为消费需求提高奠定基础。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对生产要素价格的形成机制做出全面改革。我们不能期望这种变化能在短时期内完成。
四、亚洲建立区域内统一市场的前景
作为全球经济的重心，英国和美国都是单一的主权国家：他们的国内市场是统一的；在国际经济规则制定过程中，中央政府（或联邦政府）能够代表整个国家的利益诉求。这种不言自明的特征对亚洲地区而言却可能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由于亚洲不是一个单一的主权国家，只有形成统一的区域市场，他们才有可能在规则制定中用统一的声音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二战以来欧盟地位的变化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伴随欧洲统一市场的形成与扩大，欧盟在国际经济规则制定过程中的影响力不断提高，以至于可以达到与美国并驾齐驱的水平。相比之下，迄今为止，亚洲还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市场。未来亚洲建立起区域内统一市场的前景并不令人乐观。
第一，亚洲区域经济合作中的“面条碗效应”（Noodle Bowl Effects）决定
了它难以进一步推动区域内贸易比例的提高。过去二十年间，亚洲地区的区域贸易协定（RTAs）数量的增速是前所未有的，也远远超过全球的平均增速。与此同时，亚洲区域内贸易比例却几乎没有变化，一直维持在50%左右（见图2）。这种反差的根源在于迄今为止的区域贸易协定均属于双边自由贸易区协定（东盟是一个例外），由此形成了重叠自由贸易区的格局。由于不同自由贸易区都有自己的原产地规则，重叠原产地规则客观上加大了企业（利用自由贸易区协定零关税优势）的成本负担，致使自由贸易区协定失去了对区域内贸易的促进作用。
第二，以东盟为核心的亚洲区域经济合作格局无法为整个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提供制度保障。目前最有活力的自由贸易区协定都是围绕东盟建立起来的。2010年中国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协定已经生效，日本、韩国、印度与东盟的自由贸易区协定也都即将生效。亚洲地区由此正在形成以东盟为核心的“轮抽—轮辐”（hub-and-spoke）格局，也有人把这称之为“小马拉大车”格局。作为这一地区的小国集团，成为“轮轴国”无疑是东盟的一种理想选择。然而，这种格局能为亚洲的发展提供所需的“地区公共产品”吗，能成为未来亚洲统一市场奠定基础吗？答案是存有疑问的。导致这种格局既有历史的因素（东盟是该地区最早的区域经济合作组织），也有大国之间相互竞争的因素。
第三，以市场驱动型为特征的亚洲一体化模式将阻碍一体化进程的深化。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模式（如拉美地区）相比，亚洲地区的合作更多呈现为市场驱动型（market-driven）特征，而不是协议驱动型（agreement-driven）特征。所谓市场驱动型是指区域内经济联系的深化取决于市场供需因素，如贸易互补性、生产与投资的垂直一体化联系等。而协议驱动型则是指区域内国家因签署了区域贸易协定而提高了经济联系程度。多年来，尽管没有形成整个区域的统一市场，但东亚经济体的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与东亚国际生产网络的存在客观上促进了相互间的贸易、投资、金融联系。这对东亚经济的高速发展发挥了不可或缺的积极作用。反过来，这种模式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它又成为区域经济合作进一步深化的阻碍，原因是很多国家（尤其是小国经济）认为勿需走协议驱动型的发展路径。
第四，亚洲国家推进跨区域自由贸易区协定的趋势正在偏离亚洲区域一体化的发展方向。如果我们认定区域经济合作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区域统一市场，那么近年来许多亚洲国家所极力推进的跨区域自由贸易区协定显然偏离了这一方向。在亚洲国家和地区缔结的和计划缔结的自由贸易区协定中，绝大多数是与区域外国家为选择对象的，其中“正在谈判中的”和“提议中的”自由贸易区协定，区域外的比例更高。这说明，亚洲地区的区域经济合作发展的方向不是区域内，而是区域外。
第五，美国“重返亚洲”战略的实施将阻碍亚洲统一市场的形成。作为“重返亚洲”战略的组成部分，美国着手创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这一设想是建立在业已存在的四国（新加坡、文莱、智利、新西兰）自贸区协定之上的。从2010年开始美国已经与这四国进行谈判，并且还向包括日本在内的亚洲其他国家发出了谈判邀请。美国的动机非常明显，那就是防止在亚洲形成一个排他性的自由贸易区协定，进而对中国加以遏制。一旦TPP成为现实，短期内亚洲统一市场的可能性将不复存在。
五、亚洲经济在国际分工中实现跳跃式发展的可行性
无论是英国还是美国在充当全球经济重心过程中都处在国际分工的顶端，即产业链中附加值最高、收益最大的环节。这既是全球经济重心能够主导国际经济规则制定的前提条件，又是全球经济重心追求的目标所在。在产业层面上，这种低端地位具体表现为既是全球制造业中心，又是全球金融中心。工业革命确立了英国世界制造业中心的地位：它不仅是全球工业制成品的主要输出国，而且还是工业机械的主要制造者。同时，在金本位制下英镑的世界货币地位与英国的国际资本中心地位并存。自十九世纪后期开始，美国通过跳跃式的发展，逐渐取代英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的中心。二战之后，金本位制已不复存在。于是，美国在金融领域正式确立以美元为中心的金汇兑本位制，这就是后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从这种发展历程中可以看到，一国经济跃居国际分工的顶端是成为全球经济重心的必要条件。
在亚洲经济中，除日本之外，其他经济体大多处于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衡量一国（或一个地区）经济在全球产业链的地位有多种指标，例如，申请与持有的专利数量、研发投入/GDP（或企业、产业销售额）比例、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等等，但一个最根本的指标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即经济增长依赖于生产要素的投入还是依靠技术进步。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世界银行提出“东亚经济奇迹”之后，经济学家对亚洲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长的来源做了大量的研究，一个基本的结论是经济增长的最主要驱动力仍然是资本积累。这表明，尽管亚洲经济在全球贸易和全球经济中的份额迅速上升，但仍未摆脱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中低端处境。衡量亚洲经济在全球产业链中地位的另一个指标是金融业的发展。毫无疑问，亚洲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没有改变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格局（参见图3）。亚洲在全球金融领域总体上还处于附属的地位。进入后危机时代，在可预见的将来，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也难以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未来亚洲经济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还将会受制于全球气候变化规则的约束。目前围绕全球温室气体减排的国际谈判尚未达成共识，但不管遇到多大障碍，为减排而制定统一的全球气候变化规则将是一个不可阻挡的发展趋势。一旦这种规则成为现实，绝大多数亚洲经济体都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原因是他们的工业化进程尚未结束，以重化工业为主体的经济结构还难以改变。以碳密度（单位GDP所排放的温室气体数量）为例，重化工业是服务业的三倍以上。相比之下，发达国家已经进入了后工业化时代，以服务业为主体的产业结构已经确立。这种产业结构的差异注定了亚洲经济的竞争劣势。因此，如何在低碳经济时代完成工业化进程本身对亚洲经济就是一个新的挑战，更何况还要跨越式发展。
亚洲经济要想进入全球产业链的顶端，中国和印度两个大国的发展模式至关重要。没有他们的跨越式发展，亚洲经济进入全球产业链顶端的目标，进而充当全球经济重心的目标是难以实现的。
六、亚洲经济摆脱困境的出路
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亚洲经济的高速增长与份额上升并不意味着全球经济重心的东移。如果不改变现行的经济发展模式与合作模式，在可预见的将来，亚 洲经济仍然难以成为全球经济的重心，尽管没有人否认亚洲经济占全球的份额将会继续上升，甚至会超过全球份额的一半。这种格局类似于公司治理中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亚洲拥有全球经济的经营权，而欧美则掌握全球经济的所有权。在这一分工体系中，经营者获得的是“劳动报酬”，所有者获得的是“利润”。
事实上，过去二十年间这种分工体系已经形成，这就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前人们谈论最多的“双循环”体系。亚洲的出口导向型模式决定了经济增长必须依赖于对美国（一定程度上也包括欧洲）的出口，而美国之所以有能力持续接纳来自亚洲的出口源于其负债消费模式。通过负债消费，美国不仅拉动了亚洲的出口和经济增长，而且也推动了自身的经济增长。亚洲经济对美国出口形成的贸易顺差与外汇储备反过来又通过资本市场回流到美国。这种资金的回流在压低美国长期利率，推高资产价格的同时，也为美国的负债消费奠定了基础。通过商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循环，全球经济获得了高速增长。看起来这是一个完美的双赢结局，然而国际金融危机爆发证明这种循环是有限度的。
在这个循环的两端，一方是亚洲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制造业比较优势，另一方是美国负债消费模式背后的金融业比较优势。正是金融业的比较优势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例如，在1990年代之前，美国金融业（不包括保险和房地产）利润占所有企业利润总额的比例只有10%，而到了21世纪，这个比例上升到了34%。更重要的是，金融业是在全球范围内获取利润的。两位美国经济学家把这种机制描述为：美国从世界银行家到世界风险资本家的转变。在1980年代之前美国充当世界银行家的角色，处于净债权国的位置；到1990年代以后美国变为世界风险资本家，处于净债务国状态。但统计显示，美国从债权国变为债务国并没有改变从海外获取净投资收益的格局。1980年美国的海外净投资收益为300亿美元左右，而到2004年海外净投资收益仍然为300亿美元左右，此时美国的海外净债务高达数万亿美元。面对这种看似荒谬的现象，唯一的解释就是美国在海外的投资收益率远高于外国在美国的投资收益率。这就像风险资本家的角色一样，背后反映的是其成熟的金融市场体系。在现实中，我们看到，包括亚洲国家在内的许多发展中国家一方面用巨额外汇储备购买收益率很低美国国债，另一方面却要千方百计引进美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并为此要支付极高的收益率。
相对于亚洲经济而言，美国金融业的比较优势是非常明显的。这种比较优势一方面来自1980年代金融自由化运动，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来自于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亚洲经济多年来之所以不断以出口换取外汇储备，再购买美国国债就在于美元是世界货币。因而，美国金融业的比较优势是其全球经济重心地位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工业革命以来，世界制造业中心与世界金融中心通常是合二为一的。然而，这种趋势正在发生变化：亚洲已经成为世界制造业中心，而世界金融中心还仍然掌握在欧美国家手中。这种分离决定了全球财富的分配格局。对亚洲经济来说，要成为全球经济重心，改变全球财富的分配格局需要彻底改变原有的经济发展模式与区域经济合作的理念。国际金融危机为亚洲经济发展模式和全球经济发展模式变革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遇。错过这个时机，亚洲经济成为全球经济重心的希望将会沦为幻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