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向作为能源转型领头羊的德国，如今却因能源转型备受争议。
争议源于2011年日本福岛核事故后，默克尔政府立刻作出退核决议。突变令德国现有能源体系产能瞬间增压。时至今日，退核产生了巨大的电量缺口，且新能源发展过程中长久存在的成本、技术以及政策等诸多矛盾一一爆发。这一切，让“能源转型”日渐成为德国自上而下的舆论胶着点，前景晦暗不明。
退核尴尬
早在施罗德执政时期，德国就已制定风能、太阳能、生物能等可再生能源战略。2010年5月发布的《能源方案2050》确定了发展新能源与节能减排的各项具体指标。
新能源发展过程中，核能地位一直摇摆不定，或是作为传统能源与新能源之间的过渡，或被视为新能源发展的最大阻碍，争论不一而足。直至福岛核事故发生，默克尔关闭了8家核电站，宣布最迟于2022年底关闭境内其余9家核电站，并制订了退核后发展低碳能源的线路图，核能与能源转型的关系才算敲定。
退核说易，行却难。德国当前新能源的基础设施，及其存储运输技术的瓶颈，难以承担国内产能需求。
目前执行的《能源方案2050》的基本目标，并没有因退核而改变。最重要的指标之一便是在2050年实现可再生能源发电占电力消耗总量的至少80%。然而，目前核能发电量约占德国发电总量的23%，再加上需要削减的化石发电量，未来风能与光伏发电的任务艰巨。
根据德国《世界报》的一份测算，未来风能发电必须能够抵消7个核反应堆的发电产能。但截至2012年底，德国约2.4万个风电设备发电量仅占用电量约8.1%。
同时，一半以上的风电设备集中于德国北部沿海，但西南部工业发达地区又是用电大户，“北电南输”不可避免。德国政府专门输送风电的东、南、西三条超高压输电线路，共计1876公里，但在2013年末仅建成332公里，德媒普遍认为在2022年前难以完成目标。
光伏发电的前景亦不明朗。目前光伏发电最多的巴伐利亚州约42万个光伏发电设备已能覆盖230万个家庭，但在夜间及德国漫长的冬季，光伏发电产能近乎零。《世界报》以较接近于德国平均用电水平的黑森州为例计算，预计到2023年，该州将面临30%的用电缺口。
与此同时，可再生能源使德国电力市场变得不稳定。由于风能、太阳能在发电高峰及低谷时产量差距极大，极易冲击电力市场，造成电价大幅波动，使传统化石能源发电面临赔本经营，一些电力公司纷纷表示要关闭电厂，德国能源巨头RWE也将近年来剧增的350亿欧元高额债务归因于此。
成本难题
德国能源转型政策还带来超乎意料的消费和生态成本，受到质疑。
2000年德国颁布实施的《可再生能源法》(EEG)可谓世界上首部规定可再生能源上网电价的法律，迄今已有超过50个国家参考该法律，构建了本国的可再生能源上网电价系统。
该法案鼓励了对可再生能源的投资，但弊端却在于需要消费者来承担政府对固定电价的补贴。据统计，2000年以来德国消费者共计为可再生能源出资1090亿欧元，德国电价实际上涨超过61%，以致民怨渐深。
转型进而威胁到德国工业的竞争力。如前所述，工业电价也因可再生能源的投入而水涨船高。有数据显示，自2005年以来，欧洲工业电价上涨40%，德国工业电价又比该水平高出19%，而美国的电价则在同期内下降。这也使得近年来德国高耗电领域的投资不断下降，有人担忧电力成本增加将削弱德国出口在世界市场中的竞争力。
与此同时，发展新能源所需的生态成本似乎被低估。德国斯图加特大学一项研究结果表明，风能、太阳能设备生命周期中生产1千瓦时电量，对铁、铜和铝等金属资源的平均消耗远超核能设备甚至其他化石能源设备，而其所产生的碳、硫化物和氮化物的平均排放均大幅超过核电。据媒体报道，目前德国大约有500多个反对风电扩建的公民组织或倡议。
转型生机
德国的能源转型面临多重困难，但尚有生机。转型依然有广泛的民意支持。德国能源与水工业协会(BDEW)最新民意调查显示，高达89%的民众认可能源转型。即便存在争议，德国社会应对困难的办法也仍是试图提出建设性的改革方案。其中，两大革新方向值得关注。
一是自2013年开启的智能电网建设。相对传统供电模式，智能电网除实现调配技术智能化外，更重要的是对电网调度方式的颠覆：传统的电网一般根据系统发电出力来调控负荷，决定每日的运行调度方式，但智能电网却从保持发电电源相对稳定的角度出发，要求负荷跟随发电的产能来智能调节，以期望更节省发电费用及二氧化碳排放。
二是新一届德国政府对《可再生能源法》的改革。2014年4月初，德国内阁通过了该法案的改革草案，中心内容是削减对可再生能源的补贴，适度控制可再生能源发展。自此，生态能源发电占比调整到2025年达到最高45%，2035年不超过60%，固定上网电价降低10%20%，并强化市场机制。另外，扩建储能设备以及开发新的储能技术，也被视为实现可再生能源可持续发展必不可少的措施。
改革如何继续，能否突破德国能源转型的现有困境，尚待观察。但德国已成为能源转型道路上独一无二的先行者。
